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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真主的平安与慈悯降临于你们，尊敬的兄弟们。在上一期“偏离心理学”节目中，我们探讨了中国审讯员如何利用“承诺与一致”原则，诱导美国战俘改变原则并与他们合作。今天，我们将反思这一策略对自称为伊斯兰政治运动的现实投射。
我们在偏离心理学中看到，战俘最初被要求发表看似无关紧要、毫无后果的声明，哪怕只是略微贬低自己国家的制度，或对敌国制度稍作妥协。战俘起初会说诸如“美国并不完美”或“共产主义没有失业”之类的话，但事态逐渐升级，最终他们竟会告发试图逃离战俘营的战友。
将此与伊斯兰政治运动最初的声明作一对比，例如：“民主是一种与伊斯兰相悖的虚妄原则，但它是实现伊斯兰统治唯一可用的途径，因此我们将仅将其作为工具而非目标。”可见，起初是否定民主的，但认为与之打交道是必要的。
随后事态发展，我们开始听到对民主的承认。当被质询时，他们却说：“我们谈论的不是民主的立法层面，而是民主的机制与手段。”于是，“民主”一词在他们口中变得模棱两可，只要意图取其不与伊斯兰冲突的“正确”一面，便可予以认可。
接着事态进一步演变，我们开始听到诸如“必须诉诸投票箱，人民的意志是原则与思想的决定性因素”等言论。这些声明正是立法民主的核心，也是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精髓。随后，事态甚至发展到主张对民主宪法投“赞成”票。有些人以记录在案却不为公众所见的限制性条款为由进行辩解；而另一些人则承认这是一部包含以物配主内容的宪法，但认为暂时认可这种“以物配主”是防止世俗主义者和旧政权残余专权的阶段性目标。
以上是对非伊斯兰制度的妥协。至于战俘逐步贬低本国制度的过程，在我们的现实中，则体现为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声明，这些声明以各种方式贬低伊斯兰教法的价值或对其进行断章取义。
起初，完整实施教法是掌权后绝不退缩的唯一诉求。然而，一些伊斯兰政治运动参与执政后，却遵守世俗成文法，这引发了要求实施教法者的强烈批评。于是，这些政治运动发现自己陷入了反驳与辩驳的漩涡中，被迫为自己及其所采纳的民主制度辩护，同时贬低对手及其呼吁实施教法的主张。
危险正在于此；最终，为维护自身和偏离的路线，竟以牺牲教法为代价，导致以各种方式贬低教法：
请注意，即使到了那个阶段，人们仍承认实施教法的必要性，只是附加了条件与限制。但随后，我们竟听到诸如“自由先于教法”、“稳定先于教法”的口号，在某些语境下，这些声明公然将此类价值置于教法之上。
直到在争论的漩涡中，我们竟听到一些伊斯兰人士对教法进行讥讽，其言论的实质与世俗主义者别无二致，仿佛他们最终走到了世俗主义者的起点。我们听到某运动的教法说明官为其运动打压呼吁实施教法的团体辩护时说：“这些人为他们眼中被搁置的教法痛哭流涕，除非看到人头落地、断手鞭背，否则他们心绪难平。”令人极度遗憾的是，这明显是在讥讽神圣的固定刑罚，并对其表现出厌恶与煽动他人排斥。
在宪法风波中，我们听到一些知名人物说出诸如“目前建立哈里发国家毫无空间，你们去沙漠里建立你们的国家并实施教法吧”等言论，这些话与世俗主义者的说辞毫无区别，唯祈真主襄助。事态甚至发展到有辩护者声称，这个或那个伊斯兰政党根本就不是来实施教法的，它是一个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民政政党，绝不会实施伊斯兰！
这一切始于简单的声明，此处一言，彼处一语，有些人认为其毫无分量，但发言者却对此作出承诺并被迫为之辩护，随后整个队伍便彻底偏离了方向。从一次妥协到另一次妥协的过渡有时是顺畅且无意识的，促成这种过渡的因素包括：
每一项危险的偏离声明，都会迎来一大批受情感主导的辩护者。他们误以为善意揣测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益，却不知将善意错置反而在助推人们滑向深渊。这些辩护者起初以“这些只是政治声明，旨在迷惑敌人”为由开脱，但最终却沦为为虚妄本身辩护。
对基本原则的妥协被以视听和书面形式详细记录在案。因此，政权与宪法起草者极力要求议员和总统宣誓尊重将立法权归于真主之外者的宪法，这正是“承诺与一致”原则最大的陷阱之一。
随后，在每一次妥协中，公开敌视伊斯兰的人绝不善罢甘休，直到将这些妥协者逼入墙角，迫使他们承担自己言论的后果，而妥协者竟公开予以承认。敌人问他们：“无论投票箱结果如何，你们都会接受吗？”他们回答：“是的，无论结果如何。”这些声明由此构成了新的妥协立场。
这种公开承诺为他们与那些以真主教法审视其立场的人开辟了新的战线，妥协者发现自己被围困在三重压力之中：
妥协者面对这些敌人时怀有自卑情结，即便革命使他们的肉体走出了监狱，其灵魂仍被囚禁在敌人的思想牢笼中。如果妥协者收回声明或试图作出符合教法的解释，这些敌人绝不会沉默，反而会要求他们进一步走向“民政化”与“世俗化”。
这些人正确地指出妥协的禁忌与危害，但其中一些人未能把握好平衡：一方面阐明路线的腐败，另一方面对异见者保持仁慈并期望他们向善。这导致妥协者因傲慢与罪恶而固执己见，维护自我的心理压倒了对真理的捍卫。
妥协派在清真寺里教导普通大众：犹豫不决与模棱两可并非信士的品格，大众崇尚的是勇敢与果断。因此，妥协派竭力讨好其基层支持者，试图让他们相信自身路线的正确性，并驳斥反对者的主张。这就迫使他们必须在公开言论与实际立场上保持一致。
正如我们在上一期所指出的，在人们眼中，行为自相矛盾的人往往显得反复无常、缺乏自信、思想混乱且不值得信任。为了避免在民众面前暴露这种矛盾，妥协派纷纷出面为其违背教法的立场辩护，如同黑夜中盲目摸索一般，拼命寻找任何能为其背书的教法或理性依据。他们奉行的是“先定立场，后找证据”的做法，而采用这种方法的人永远无法触及真理。
要想说服他人，首先必须说服自己，因为自己不具备的东西无法给予别人。遗憾的是，他们不断自我欺骗，直至彻底说服了自己。他们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其言论与立场逐渐内化为自身认同的一部分。
于是，“坚持”演变成了“心理顺应”；他们先是自己承担了妥协带来的后果，随后让内心与这些后果达成和解。这种心理转变使得做出更大的妥协变得轻而易举。每一次交锋的尘埃落定，都意味着一个原本确凿无疑的教义被降格为可凭个人见解推断的或然性问题。就这样，核心原则被逐一瓦解。
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妥协派常常用一些话术来为其新的妥协辩护，而这些话恰恰暴露了他们已落入陷阱。他们常说：“让我们坦诚一点吧，既然接受了民主及其前提，就必须接受其必然结果。我们不能一边高谈正义、平等与自由，一边又设置排斥性条件（即教法条件）。”他们像鹦鹉学舌般重复着这句话，仿佛它是废除一切证据的终极依据。而这恰恰直白地表明：他们为自己精心布置了一个陷阱，甚至帮敌人加固了它，最终自己却深陷其中。
以上是关于“公开记录”与“公开承诺”两个因素的探讨。若真主意欲，我们将在下一期讨论“付出额外努力”与“内在驱动力”这两个因素。但最后我们要说：正因如此，出于真主所知的深邃智慧，至尊主对微小的偏离发出了警告并加重了其惩罚，因为全知的主彻知这些严重的后果。
作为人类，我们比敌人更为脆弱。敌人处心积虑，运用心理学与社会学知识企图使我们偏离正教。除非我们紧紧抓住真主的绳索，咬紧牙关坚守我们先知（愿主福安之）的圣行。请参看真主的启示：“假若我没有使你坚定，你几乎已经略微倾向他们了。如果那样，我必使你在生前尝加倍的刑罚，在死后尝加倍的刑罚，然后你绝不能发现任何人能帮助你对抗我。”
这“略微的倾向”绝不可能指确凿的叛教行为，因为叛教绝非小事。然而，即便先知（愿主福安之）真的稍有倾向，真主也会让他尝受加倍的刑罚。再看真主的启示：“你当谨防他们引诱你违背真主所降示你的一部分经典。”以及真主说：“你们不要倾向不义的人，以免遭受火刑。”
以真主起誓，妥协派的退让在今世绝不可能为他们带来胜利，在后世也绝不可能使他们免遭真主的刑罚，除非真主以慈悯眷顾他们，使他们优美地回归真理。“难道他们没有深思《古兰经》吗？难道他们的心上有锁？那些在正道明朗之后倒退的人，是恶魔怂恿了他们，并宽纵了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曾对厌恶真主所降示经典的人说：‘我们将在部分事务上顺从你们。’”
既然对于仅说“我们将在部分事务上顺从你们”的人已有如此严厉的警告，那么对于那些将民主作为生活方式而全面顺从他们的人，后果又将如何呢？谁若对这些神圣的呼唤视而不见，谁就失去了庇护，必受敌人阴谋之害，届时只能责怪自己。我们祈求真主引导迷误者，改善全体穆斯林的境况。